梦江南·新来好

　　从表面看来，原文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危害，酒壶昏昏沉沉，倒能自得其乐。读者如不能体会扬雄的本意所在，也会产生不良印象，因此，后来柳宗元又作了一篇，将扬雄的话反过来，从正面叙说，另成一篇很好的文章《瓶赋》。其实也是相反而适相成的。
　　前四句明明写垂钓情景，而却偏说是写爱情，这并不是附会。因为诗的最后两句点明：“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lv yang)岸。”诗人不把这两句点明爱情的诗，开门见山地放到篇首，这就是诗的结构艺术之妙，如果把最后两句放到篇首，诗来气脉尽露，一览无余；再没有委婉的情致。而且这样一来，那一联双关句，势必成为结尾，使语意骤然中断，漫无着落，不能收住全诗。这样结尾，从全诗意脉结构来看，却极尽山回路转、云谲雾诡、变化腾挪之妙。它使前面钓“垂钓”，一下子变成含(cheng han)情的活动，也使“疑”、“知”等心理描写，和爱情联系起来，从而具备了双关的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写景抒情，形象鲜明，诗意浓郁。通过诗中人物娓娓动听的叙述，又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这首诗正是采用赋体，“敷陈其事”、“随物赋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读者仔细吟诵其中任何一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3]　
　　这首诗以真情实感诉说了官场生活的繁忙乏味，抒发了回归自然的清静快乐。人世哲，经验谈，话真情真，读之教益非浅。“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可谓风景陶冶情怀的绝唱。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写景抒情，形象鲜明，诗意浓郁。通过诗中人物娓娓动听的叙述，又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这首诗正是采用赋体，“敷陈其事”、“随物赋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读者仔细吟诵其中任何一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3]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第二联紧承首联，“系舟”应“飘泊”，“左书空”对“左臂偏枯”，“双下泪”“左书空”如两个特写镜头，将首联漂泊病废内容具象化，“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飘泊不知所归，流浪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此为近承。第三联在上联具写的基础上概写，远承首联。蹴鞠即打球，与荡秋千等都是清明时节游戏，诗人选取它们入诗既照顾诗题，更含有深意。《杜臆》认为蹴鞠乃军中击球之戏，此代指兵乱，战乱频仍中的飘泊就更为艰辛，此其一；清明打球乃唐旧俗，不止军中，宫中犹耽此戏，王建《宫词》描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诗人用此，寓有想望京华之意，此其二；其实，蹴鞠秋千在此还具有比喻、双关意义，诗人的一生不正象球那样被人踢来踢去，命运不定，也不正如秋千般飞荡往复，高低起落，难以自控吗？此其三。“十年”言久，“万里”言远，诗人从时空两个角度叙写自己不幸。“十年”既是虚指，也是实指，从诗人贬出朝迁到现在已是十年光阴过去了。多少年来，诗人象毡球象秋千飘泊动荡，本已足悲，挈妇将雏，一天一天远离京华，则更增其若，荆楚的清明风俗虽与长安相同，正因其同，却不得不使人忆起流窜四处的亲朋，这益使人难堪万分，柔肠寸断。诗人在这十四个字中熔铸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它们依次叠现出来，既富有层次感，又极见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内在情感张力，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联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第三句照应首句“竖降旗”，描绘出蜀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投降场面。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而后蜀则有“十四万人”之众。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闻风丧胆，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十四万人”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当然是语带夸张，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可耻在于不战而亡。
　　除以上两个方面外，还赞美他“巧趋跄兮”，步履矫健，走起路来速度甚快。还赞美他“舞则选兮”，身体灵活，动作优美。这些也是一位优秀射手不可缺少的身体素质。
　　此诗是一篇新乐府，通过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由此推想，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或是战乱，或是饥荒。《小雅·常棣》说：“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死丧祸乱既平清，一家生活也安宁。那时虽有亲兄弟，反觉不如朋友亲）可作反证。是战争使骨肉离散，沦为难民。又《大雅·召旻》：“瘨我饥馑，民卒流亡。”（饥馑遍地灾情重，十室九空尽流亡）是灾荒使百姓失所，乞食四方。不管哪种情况，这首抒写心灵感受的流浪者之歌，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向后世真实展示了一幅古代难民的流亡图，其艺术视角很独特，给人启迪。
　　十一十二句写诗人夸耀自己受到皇帝恩宠的地位，也揭露了统治集团中趋炎附势、黑暗腐朽的情形。“借颜色”、“来相趋”，突显官僚贵族追求功名利禄的真实写照。
　　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yi xie)韵耳。
　　三四两句是殷忧不寐的诗人《岁暮》谢灵运 古诗之夜所见所闻。明月在一般情况下，是色泽清润柔和的物象，诗中出现明月的意象，通常也多与恬静悠闲的心态相联系；即使是忧愁，也常常是一种淡淡的哀伤。但明月映照在无边的皑皑积雪之上的景象，却与柔和清润、恬静悠闲完全异趣。积雪的白，本就给人以寒凛之感，再加以明月的照映，雪光与月光相互激射，更透出一种清冷寒冽的青白色光彩，给人以高旷森寒的感受，整个高天厚地之间仿佛是一个冷光充溢、冰雪堆积的世界。这是一种典型的阴刚之美。这一句主要是从色感上写《岁暮》谢灵运 古诗之夜的凛寒高旷之象。下一句则转从听觉感受方面写《岁暮》谢灵运 古诗之夜所闻。“朔风”之“劲”，透出了风势之迅猛，风声之凄厉与风威之寒冽，着一“哀”字，不仅如闻朔风怒号的凄厉呜咽之声，而且透出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两句分别从视、听感受上写出《岁暮》谢灵运 古诗之夜的高旷、萧瑟、寒凛、凄清，作为对冬夜的即景描写，它确实是典型的“直寻”，完全是对眼前景直接而真切的感受。由于它捕捉到了冬夜典型的景物与境界，给人的印象便十分深刻。但这两句的真正妙处，却不仅仅是直书即目所见，而且由于它和殷忧不寐的诗人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契合。诗人是在特定的处境与心境下猝然遇物，而眼前的景象又恰与自己的处境、心境相合，情与境合、心与物惬，遂不(sui bu)觉而描绘出“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的境界。明月映照积雪的清旷寒冽之境象，似乎正隐隐透出诗人所处环境之森寒孤寂，而朔风劲厉哀号的景象，则又反映出诗人心绪的悲凉与骚屑不宁。在这样一种凄寒凛冽的境界中，一切生命与生机都受到沉重的压抑与摧残，因而它也不妨看作诗人所处环境的一种象征。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烽火连月，家信不至，国愁家忧齐上心头，内忧外患纠缠难解。眼前一片惨戚景象，内心焦虑至极，不觉于极无聊赖之时刻，搔首徘徊，意志踌躇，青丝变成白发。自离家以来一直在战乱中奔波流浪，而又身陷于长安数月，头发更为稀疏，用手搔发，顿觉稀少短浅，简直连发簪也插不住了。诗人由国破家亡、战乱分离写到自己的衰老。 “白发”是愁出来的，“搔”欲解愁而愁更愁。头发白了、疏了，从头发的变化，使读者感到诗人内心的痛苦和愁怨，读者更加体会到诗人伤时忧国、思念家人的真切形象，这是一个感人至深、完整丰满的艺术形象。
　　写完以上六句，诗人还一直没有明白说出自己的感情。但当他面对寂寥夜幕时，隐忍已久的感情再也无法控制。一个抒情性的设问句“如何此时恨”，便在感情波涛的推掀下，从满溢着的心湖中自然地汩汩流出。诗人觉得，最使他动情的，无过于深山密林中传来的一声又一声猿鸣的“噭噭”声了。诗人自问自答，将荡开的笔墨收拢，泻情入景，以景写情，写出了情景交融的末一句。入暮以后渐入静境，啼声必然清亮而凄婉，这就使诗意更为深长悠远，抒发了无尽的乡思之愁。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主人公的思想脉络由六十五年的征战生活进入邈邈旷野、漫漫古道，对亲人家园的现状由茫然无际的想象到急切地、盼知又怕知地询问，读者由开头两句诗展开的遐想的翅翼也在主人公焦急的劈头问话声中收束。，一句“家中有阿谁”的追问，推出了作品的聚光点——家。六十五年了，岂敢奢望家人安然无恙、亲人健在？能有一二幸存者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所以他只问，家中还有谁侥幸苟活人世呢？可是，“乡里人”的回答却如站在雪地里浇下的一盆冰水：“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在这动乱的年月，我的亲人们竟无一幸存者？多少年来积压心底的感情，向谁倾诉、向谁表达啊？唯有那青青松柏、垒垒坟冢吗？那，就是我的家吗？不，不，不可能！
　　这首诗写春天山野之景很清新，显示出诗人写景的才能。但韦应物不是陶渊明，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能躬耕田里，兴来作诗歌田园风景，农村景象处处可入诗中，处处写得自然生动。韦应物则是公余赏景，是想以清旷之景涤荡尘累，对自然之美体味得没有陶渊明那样深刻细致。陶渊明之诗自然舒卷，而韦应物则不免锤炼，如此诗中的“蔼”字。但平心而论，韦应物写景，在唐朝还是能卓然自成一家的。

　　隋炀帝时，发河南淮北诸郡民众，开掘了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经黄河入汴水，再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故运河主干在汴水一段，习惯上也呼之为汴河。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消耗了大量民力物力。唐诗中有不少作品是吟写这个历史题材的，大都指称隋亡于大运河云云。皮日休生活的时代，政治腐败，已走上亡隋的老路，对于历史的鉴戒，一般人的感觉已很迟钝了，而作者却以诗文的形式有意重提这一教训。